文 / 詹德弘

圖/Canva

從 1982 年宏碁的小教授二號問世，到 2020 年台積電市值超越 Intel；從 1979 年美國人著書講日本第一到 2022 年講台灣晶片在全球的戰略地位，40 年來台灣在電子供應鏈從下游組裝一路到上游的晶片，開疆闢土建立了今天世界領先而不可或缺的地位。

然而在奠基於 PC 及手機上的網路服務方面，從 1994 年 YAHOO 在美國創立，2001 年在台灣開始服務以來，台灣卻沒有隨之長出本土的數位經濟產業，也沒有發展的迫切感，直到 UBER、蝦皮及各式 OTT 大舉進軍台灣，台灣才正視在數位經濟時代國界及產業別不再是排除競爭的壁壘。回頭看， 對比電子業的蓬勃發展，什麼結構讓台灣從 2000 年錯過了好幾個數位經濟發展的契機？ 最根本的原因是產業發展隱含的思維只有製造業外銷，沒有服務業乃至於數位經濟外銷的想法。

從最早出口雨傘玩具到近年晶片外銷的發展歷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政府與民間合力促進出口的競爭力。但是國內服務業的行業規範確是僵固的保障既有的經營樣態及業者。最鮮明的例子還是十幾年前的「呼叫小黃」，台灣創業者在 2010 年前後與 UBER 和 GRAB 同樣都想到善用網路改善計程車的乘坐體驗，在市場上面對相較保守以既有規則思考的主管機關和傳統業者相繼夾殺，雖然在既有規則的夾縫存活，卻沒有機會促使法規的更新和業務的擴展，直到  2019 年才有了多元計程車的規則，台灣早已失去參與產業早期發展及輸出的機會。

來者可追，數位經濟產業還是持續發展變化，例如區塊鏈經過幾輪激盪還在實際應用的黎明期，規則的訂定是否以讓台灣成為超越香港、新加坡成為全球領先的區塊鏈行業發展根據地為目標，而非只看國內一個新興業務，日前台灣發放了就業金卡給 Vitalik，數位部唐鳳部長與 Vitalik 也有精采的互動，之後希望能看到更多具體的領先政策；醫療的 AI 應用也正起步，是要蜻蜓點水的個案進行研究還是以整合並善用台灣健保體系和高度數位化的臨床醫療資料讓台灣成為醫療 AI 發展的重要基地？法規和遊戲規則的訂定需要智慧和承擔責任，然而逃避責任等待其他國家完成規範的結果就是使用者晚十年使用新科技，創業者沒有機會發展，最後只是提供市場給國外業者收割。台灣相較於十年前開始更擁抱改變，不要再從符合既有業者的利益及防弊的角度思考，轉向以領先開發輸出國際的角度提供開放環境，吸引各路人才引領創新服務在台灣萌芽發展，進而輸出日本、新加坡、東南亞及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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